”精神，即使其行为构成社会危害，也可以减免刑罚。相反，犯罪人主观动机严重违背儒家所倡导的精神，即使没有构成社会危害，也要认定犯罪给予严惩。在《太平预览》里有这样的两个判例，体现了“原心定罪”这一基本原则。判例一：子误伤父。“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，丙以佩刀刺乙，甲即仗击丙，误伤乙，甲当何论？或曰：殴父也，当枭首。论曰：臣愚以为，父子至亲也，闻其斗，莫不有怵惕之心，扶仗而救之，非所以欲诟父也。《春秋》之义，许止父病，进药于其父而卒，君子原心，赦而不诛。甲非律所谓殴父，不当坐。”判例二：夫死再嫁。“甲夫乙将船，会海盛风，船没溺流，死亡，不得葬。四月，甲母丙即嫁甲。欲皆何论？或曰：甲夫死未葬，法无许嫁。以私为人妻，当弃市。议曰：臣愚以为，《春秋》之义，言夫人归于齐，言夫死无男，有更嫁之道也。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，听从为顺，嫁之者归也。甲又尊者所嫁，无淫之心，非私为人妻也。明于决事，皆无罪名，不当坐。”5

　　“原心定罪”更加看重主观的动机，这较之结果责任原则有了很大的进步，但是由于“儒家经典文意深奥，内容笼统，甚至前后矛盾”6，因此，以《春秋》断案，在实际上是以司法官吏的主观臆断为转移，这就加大了司法的腐败，司法官员甚至统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统治需要而曲解儒家的经义，而不能真正的作到“原其心”，使冤假错案频频发生。国学大师刘师培曾说“名曰以经决狱，实则便于酷吏舞文”7。

　　二）亲亲得相首匿

　　“汉宣帝地节四年，宣帝诏曰：父子之亲，夫妇之道，天性也。虽有祸患，尤蒙死而存之。诚爱结于心，仁厚之至也，岂能违之哉？自今子首匿父母，妻匿夫，孙匿大父母，皆毋罪。其父母匿子，妻匿夫，大父母匿孙，罪殊死，皆上请廷尉以闻。”8这是将亲亲相匿观念正式确定为刑罚原则。亲亲相匿是指近亲属之间可以隐匿其犯罪行为，不受法律惩罚或减轻刑罚。但是触及到封建统治稳定的谋反，大匿罪及其他某些重罪直接侵犯皇权，或严重破坏封建统治秩序，亲属之间还是有揭发的义务。《论语•子路》中记载了孔子这样一句话：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”董仲舒就根据这一言论断了一个经典的案例：父为子隐。“甲无子，拾道旁儿乙，养为己子。及长大，有罪杀人，以状语甲，甲藏匿乙。甲当何论？断曰：甲无子，振活养乙。虽非所生，谁与易之。《诗》云：螟蛉有子，蜾赢负之。《春秋。之义，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甲宜匿乙。不当坐。”9

　　相较于法家思想的严格的规则，不讲人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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